1912年底，孙中山在杭州正式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民生主义的原则。孙中山认为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使土地公有，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呢？孙中山认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中国的实业将得到发展，城市的地价将急剧上涨，如上海的地价在中外通商后，已上涨了万倍，而革命后50年间，中国将出现数十个上海。这种地价上涨，使地主不劳而获，坐享其利。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指出，土地“倘不收为社会公有，而归地主私有，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可见，孙中山先生主观上认为，实行土地公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平均，是消除剥削的社会主义办法，是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对“平均地权”的作用与意义，孙中山先生是估计很高的。他认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并认为“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即易行”。
怎样平均地权呢？1906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规定，“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在这里指出了平均地权的基本做法与方向。
1912年4月，在《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怎样平均地权的思想，他说：“求平均之法...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地价是由土地所有者自报，国家照其自报的地价征税。）同时，他也认识到，仅靠收地价税，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还要有相应的其他措施。“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孙中山认为这两种方法互相表里，就可以使地价不定自定，这样，对国家来说，不论是收地价税还是买地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并且认为他这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是既简单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