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评述张之洞的利权分离论。

(1)环境决定论指环境决定人的发展。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个观点没有全面地认识到影响人发展的因素。影响人发展的因素有遗传、环境、教育与人的能动性。遗传是人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为人的发展提供外界条件，教育对人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人的能动性是人发展的动力因素。这四个因素共同交互在一起，促进人的发展。环境决定论错在夸大了环境的作用，忽视了影响人发展的其他因素。(2)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是影响人身心发展的更为根本的因素，它提供人发展所需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形成了人发展的巨大动力，影响人发展的价值方向，影响人的发展内容，对人的发展本身具有一种广义的教育作用。不过由于环境具有复杂性，其影响也是自发的、分散的和偶然的，因此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①环境因素对儿童的影响是广泛的，但常常是偶然的、片断的、分散的，它没有既定的目标，也不能持续、系统地产生影响。②环境因素对儿童的影响是自发的、盲目的，既有有利的、积极的影响，也有不利的、消极的影响。③随着儿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其接受环境的影响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常常是积极的、能动的过程。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环境在儿童身心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但不起决定作用。

（1)培养人的道德即教人怎样 做人。伦理、道德问题是苏格拉底整个思想 体系的中心。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人“怎样做人”。苏格拉底教育人们要“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具体来说，就 是培养人们具有智慧、正义、勇敢、节制四种美德。 (2) 美德即知识，智慧即德行。苏格拉底认为道德不是天生的，正确的行为基于正确的判断，做坏事的人按照错误的判断行事，没 有人会明知故犯，所以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教人辨别是非、善恶，正确地行事，智 慧就是道德。知识、智慧和道德具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他认为，人的行为之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有关的知识，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才能趋善避恶。在 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明确指出，"美德即 知识”。这个见解可以说是近代教育性教学 原则的雏形。 (3) 自制是德行的基础。苏格拉底要求人们以明智的认识约束自己的行为，抑制自己的 欲望，他认为自制是“一切德行的基础”。 (4) 守法就是正义。苏格拉底认为，正义的行为和其他一切道德都是智慧，区分正义与否的标志就是守法，他将道德、政治、法律 和教育完全糅合在一起。 (5) 身教重于言传。苏格拉底非常重视教育者自身行动对求学者的影响，认为这种潜在的效果比语言教育要好。

（1)特点： ① 直接继承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教育遗产。 ② 存在着因世俗生活需要而得到发展的世俗教育体系。 ③ 教会的文化教育体系与世俗的文化教育体系长期并存。 ④ 除主教外，所有的教士均可结婚，这一点 对教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有影响。 (2)影响: ① 拜占庭的教育起了保存和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作用。 ② 拜占庭的文化教育对西欧有很大的影响。 在很长的时间里，拜占庭与西欧特别是意大利保持着经济联系。11世纪前，拜占庭的文化教育水平不但高于东欧各国，而且也处于 西欧各国之上。到君士坦丁堡来求学的不只是拜占庭各地的青年和属于阿拉伯地区的青年，还有意大利的青年。拜占庭文明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正是从拜占庭的学者那里学习了希腊语和希腊作家的某些著作的。 ③ 拜占庭的文化教育对阿拉伯教育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及儿童教育专家。他认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提出要“热爱儿童、了解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他一贯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并认为“对于如花含苞，如草初萌的小孩子，我们应当用很好的教育方法去教育他，使他们关于体德智三育都从小好好学起”。经过长期的探讨与实践，提出了一套“活教育”的训育原则，体现了“活教育”理论的全新的教育念。他认为，“活教育”的教育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个看似简单直白的命题，却有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和时代内涵。有感于民族存亡，有感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弊失，他曾痛切地说:生而为人、生而在中国、生而在现代中国，究竟有几个人真正明白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呢?“做‘人’不易做，做‘中国人’不易做，做‘现代中国人’更不易做。”陈鹤琴从抽象到具体三个逐一递进，逐一包含的层次，论述其“活教育”的教育目的论(1)“做人”“做人”是活教育最为- -般意 义的教育目的。陈鹤琴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个人都难以离开社会而独立。如何建立起完美的人际关系，借以参与生活，控制自然，改进社会，追求个人及人类的幸福，便是一一个“做人”的问题。所以“活教育”提倡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求社会进步、人类发展。作为一个人，他必须热爱人类，不论国籍、种族、阶级和宗教;他必须热爱真理，以真理为至高无上，乃至不惜一切捍卫真理。前者体现了对人类所有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和珍惜，后者体现了对人类共同生活准则的确认和维护，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人形成上述方面的意识，学会“做人”就成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增进人类全体，同时也是个体幸福的基础。(2)“做中国人”因为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因此，陈鹤琴进而提出活教育的深一层次目的是 “做中国人”。他说:“今天我们生在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不同在何处呢?不同在于:生活在这一国度里的人们，共同拥有光荣的历史;生长在这-块国土上的人们，其命运息息相关。做一个中国人，他要懂得爱护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爱自己国家长期延续的光荣历史，爱与自己共命运的同胞。并且，拥有这份情感的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为同一个目标，提高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为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3)“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国人”体现了“活教育”目的的民族特征，而陈鹤琴进一 步提出“做现代中国人”，则使活教育目的体现时代精神，因此更为具体。直至“活教育”提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经历一个世纪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非但未能摆脱列强的欺辱和压迫，反而蹂躏更甚;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教育，并实行现代学校教育数十年，但社会和民众的落后状况仍未改观。救国图强和科学民主启蒙依旧是中华民族求得自新的奋斗内容，而这又需由“现代中国人”来承担。针对中华民族所面对的严峻使命，反思中华民族的优点与缺点，陈鹤琴赋予“现代中国人”五个方面的要求: ①要有健全的身体为了改变身体赢弱，缺乏活力的民族传统身心面貌，摘除“病夫”的帽子，变只重心的教育为身心并重的教育，以健全的身体为道德实现，学问追求和美满人生的基础和保证，并应付“ 现代中国艰巨的事业”。②要有建设能力长期的外辱和内乱，造成中国破坏多于建设，百废待兴，急需建设。学校迫切需要培养学生的建设观念和建设能力，通过让学生在各种校内外活动和劳动中亲自动手，学习建设本领，体会建设的艰难和必须，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③要有创造的能力近数百年的专制统治和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扼制了民族素有的创造力，造成因循守旧的习惯。教育固需珍.惜和诱导儿童本性中潜藏的创造欲望，以培养其探索和创造的能力。④要能够合作缺乏团体性，不善合作，是近代社会中国国民性表现出的严重弱点，以致为人逐一击破。教育即需训练人自小具有团结合作精神，能舍小我成全大我，舍一己之个体成全国家民族之大体。尤其要紧的是，团体的形成不是靠专制力量的强聚，而是通过民主力量，靠个体内的高度的自觉认同。⑤要服务基于对人社会性的认识，通过教育，克服人的利己本能，养成儿童服务社会的崇高德性，懂得服务，善于服务，否则就是失败的教育，也使人与动物相去不远。“活教育”的教育目的论从普遍而抽象的人类情感和认识理性出发，逐层赋予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等涵义，使教育目标逐步具体，表达了陈鹤琴对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变革的追求，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教育目的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898年，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一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中学也称1日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1日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的内篇中，张之洞将中学作为根本内容，其目的是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外篇中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内容以挽救走向末路的大清王朝。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围绕中学和西学提出了一个改革教育体制的思想纲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张之洞建议各地建立不同的学制系统以及教育结构布局。在京师建立大学堂，道府建立中学堂，州县建立小学堂，中小学为大学堂培养、输送人才。第二，关于学堂课程设置及课程层次，张之洞提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原则，对于课程设置，其主张在各个不同学段，中学的四书五经作为必学之课程，而西学则根据年龄作适当的安排。第三，重视基础教育，张之洞提出“宜教少年”的原则，主张教育从娃娃抓起，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第四，重视师范教育。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必须经过正规的训练，这些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有充分体现。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第五，重视发展农工商矿并专业的发展。在极力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张之洞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提出“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的主张，并积极举办各种职业专业教育。这些新式的教育思想的出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也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体西用”思想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而言，其在构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促进了中国教育向近代化的全面转型。首先，“中体西用”思想作为基础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兴起。当时的中国面对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地学习西学、培养新式人才的情形，“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看似走了折中路线，但却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中体西用”思想对于洋务派倡导新式教育，对于国人接受西学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对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思想舆论方面起到了保护作用。其次，“中体西用”思想推动了近代新式学校的创办。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的统计，从1862年第一所新式学校同文馆的创立到戊戌变法前，各类新式学校有：外国语学堂7个；军事学堂10个：科学技术学堂13个。可见“中体西用”的意识和口号作用于中国近代社会，尤其是作用于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中体西用”论为近代新式教育注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与文化内容。例如在当时很多外语学校、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的教学内容中，都淡化了中学的内容。而外文、自然科学等已成为课程设置的重头戏。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改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进步所需的新式人才无疑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在教育形式方面，“中体西用”思想推动了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

孔丘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成为君子的主要条件是具有道德修养。“礼”与“仁”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凡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的精神为指导。 学礼要做到一切视听言行都符合礼的规范。礼要有一定的形式，但更应该重视的还是礼的内容，要体现一定的思想感情，否则就徒具形式。在道德教育中，提倡礼的教育要贯注仁的精神，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能真正充实。以仁的精神来对待不同的伦理关系时，就有不同的更具体的道德规范，其中最重要的两项道德规范是忠与孝。“忠”要求对人尽心竭力、诚实负责：“孝”要求尊敬和顺从父母仁德的实行可分忠和恕两方面，即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孔丘还总结了一些进行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一是立志，以志于仁道为个人志向和人生理想，并且坚持志向，不为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动摇。二是克己，在处理对人对己的关系时应着重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仁的规范。三是力行，努力按道德规范进行实践。四是中庸，待人处事都要中庸，防止发生偏向，一切行为都要中道而行。五是内省，不论道德认识或是道德实践，都需要有主观积极的思想活动，称之为内省。六是改过，人会犯错误是客观存在，“过则勿惮改”，正确的态度是重视改过。

【答案要点】泰勒认为课程即学校为了达到其教育目的而设计并指导的学生所有的学习。课程编制过程可概括为确定目标、选择学习经验、组织学习经验、评价结果这样四个步骤或阶段。这里，我们一方面似乎可以看到博比特和查特斯以目标为中心的课程编制模式的影子，另一方面也依稀可以看到杜威的目的与手段之关系的影响。
对泰勒原理批评最多的，也许是认为它把课程编制作为一种直线式的过程。但很有趣的是，尽管一些学者批评泰勒原理，而他们提出的大多数建议却又在遵循泰勒的模式。甚至有此完全不赞同泰勒原理的学者也是这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泰勒原理确实成了课程领域的一个范式。
当今，国际上许多课程论工作者都坚定地相信，形成明确的目标是所有课程设计中必需的第一个步骤，而且也是所有其他课程设计中必需的第一个步骤，而且也是所有其他课程决策的准则。但人们没有注意到，除了可以从目标入手外，还可以从其他处入手；而且目标也并非一定是判断手段的有效准则。
事实上，自泰勒原理发表后，也有不少课程论工作者试图在泰勒原理的基础上勾勒课程编制产生过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及其关系。
有人试图通过描述一些具体的观念(包括对教育目标的来源、课程组织的类型、评价手段的具体说明等)来修正泰勒模式。其中，塔巴就把泰勒的四个基本问题作为直线式的步骤，再进一步把它们划分成八个步骤。有人认为，泰勒原理是直线式的，如果评价结构不符合预期目标时，不能实现反馈，以重新编制课程。例如，惠勒以泰勒模式为基础，将它改成圆周式。
事实上，泰勒是很强调目标与评价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目标是评价的准则，目标的界说是评价的初步阶段。用评价程序来确定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目的在于进一步修改教育计划。不过，不得不承认，惠勒的图解把泰勒原理中的这层意思更加明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