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是在新史学力图改造传统史学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那时的人们不可能理解那种依附关系和强制力量是怎样造成的，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必须生来就得无条件地接受那些首领们的强制。由于个人生产力普遍微弱，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活动范围极其狭小，他们普遍感到除了接受那种依附地位以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实践感受下，当他们多少朦胧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历史命运的问题时，就往往把他们的处境归结为命中注定，归结为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灵力量支配的结果。再加上他们对风雷雨电、寒暑旱涝、猛兽毒虫以及地震火山等等自然力量的威胁也极为缺乏认识和抵御的能力，这就更加使他们时时感到超社会的、超自然的神灵力量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他们的命运。
这种社会生活实践的切身感受，促使他们普遍地形成了一种把天命或种种神灵意志视为决定自己幸运或不幸的各种经历和自己的整个命运的共同的终极原因。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朦胧的社会历史观。另一方面，那种社会形态下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对广大被统治阶级的直接的人身支配权力，也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各个等级或阶层之间的依附和从属关系，竭力把那种普遍存在的朦胧的社会历史观升华成为系统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竭力向广大被统治阶级进行强制性灌输，从而使那种意识形态体系成为在整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
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运用那种社会历史观来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考察时，就形成了把天命或神灵意志视为决定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兴废存亡的终极原因和共通之理的历史观念。上古中古时期的中国和西方，都是这种历史观念占主导地位。
十四、十五世纪，当西欧许多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发生根本性变化之时，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史学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西欧那种条件下，农村和城市的广大劳动者通过“静悄悄的劳动”，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着自身的生产能力和独立自主能力，扩大了自己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使自己的社会活动范围逐渐突破了庄园和行会这样一些以人的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狭小共同体的限制。
他们自身的生存方式的这一改变，必然引起他们观念的改变。原来，当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社会交往能力都还极其微弱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庄园或行会就无法生存，因而往往把庄园或行会的首领看作他们的保护者，甚至看成恩人，认为依附于那些狭小的共同体及其首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把这种依附关系视为上帝对自己命运的安排而接受下来。
现在，当他们投入普遍的商品交换和多方面的社会交往的实践活动以后，就逐渐意识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独立自主地生活，再也不把那些狭小共同体及其主宰者视为自己的保护者和恩人。而且，在商品交换和劳动、能力的交换过程中，千百次自主的而不是被迫的讨价还价的等价交换实践使他们逐渐产生了平等和自由的观念，从而也使他们逐渐抛弃原来把人身依附和贵贱不平等视为上帝安排的旧观念。于是，一种强调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新的社会历史观逐渐萌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