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理论和知识对下列材料进行分析，并回答问题：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名例》问题：（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律的什么原则？其历史渊源是什么？（2）适用这一法律原则时有何例外？为什么？（3）唐律这一规定的立法宗旨是什么？

这段文字表明，清末修律是在维护伦理纲常的基础上对法律的修订。清末变法修律的宗旨和目的就是引进世界先进法律人中国，使中国法律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法律的国际一体化。但清末修律不是“全盘西化”，不是对西方法律的照搬，而是在效法西方的同时保留中国的法律传统，修律不能违背中国的礼教和国情。清末修律是在不改变中国传统经义的前提下，对法律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加以改进，吸取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些先进经验，试图以此来应对它所面临的大变局。这种修律的宗旨和目的，实际上是以维护传统法律为主，变革为辅，从而造成了中西法律的奇怪混合。

(1)该段文字反映了唐朝“合并论罪”的刑法适用原则，即唐朝对于犯数罪的，实行“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原则。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一个人所犯的两种以上的罪都被告发，按照其中最重的一种罪处刑；如果所犯各罪轻重相等，则按照其中的一罪处刑；如果判决先发之罪后，又得知判决前还有其他罪的，如果后发的罪等于已经判决的罪，则维持原判；如果后发的罪重于已经判决的罪后，则按照后发的罪论处，已经判决的罪折入后发的罪中。
(3)唐朝法律关于合并论罪的规定，在处理上类似于现代刑法中“数罪并罚”的处理原则。这种处理原则，不仅区分了犯罪的不同情形，而且明确了重罪的处理办法，这对于犯二罪以上数罪如何量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同时，“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刑法适用原则，对于保证犯数罪的法律适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这刑法适用原则一般适用于犯罪已经被告发或者已经判决的更犯，对于这类犯罪的处断原则作出规定，说明唐朝统治者对于更犯的严重关切，这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有序、稳定。唐朝对于“合并论罪”无比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唐朝高超的立法技术。

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刑法的本源在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内容不同，因此刑法的规定也不相同。中国一向重视纲常礼教，因此对于干名犯义等条款，立法时务必予以关切。修律应当扬长避短。凡是关系到有关伦理纲常的条款，不能草率变革。

清末修律的重点是对刑律的修订，为此，清政府主要做了两项工作：第一，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后一部法典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则、制度和术语，体现了“采彼所长”。第二，为了维护礼教纲常，清政府不仅在《大清新刑律》正文后附上保守、落后的《暂行章程》附则，而且还在正文保留与“干名犯义”等条文相关的封建残余内容。这两项工作表明了清末政府的保守与落后。

(1)这段文字反映了准五服以制罪制度。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指对于九族之内亲属相互侵害的犯罪行为，要根据五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而定罪量刑的制度。
(2)准五服以制罪的刑法原则的确立，是按照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标准，体现“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夫权思想，旨在维护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它实际是将儒家礼的原则引入刑事立法原则之中，作为定罪量刑的首要依据。这显然是引礼人律、融礼于法的产物，是罪刑确立标准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
(3)准五服以制罪原则自《晋律》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唐朝将服制定罪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列入《唐律疏议》；后世出现的“十恶”重罪中，对于不孝、恶逆等严重侵犯亲属的犯罪，都加重处罚；元朝制定的《元典章》甚至首创五服图，而明、清刑律在正文之前附有《五服图》，以便司法机关量刑时参考。可见，该制度对后世封建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