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刑事立法方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刑事立法原则，该立法原则是在（　　）时期提出的。 A.大革命时期 B.工农民主政权时期 C.抗日民主政权时期 D.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政治宣言，亦称《双十宣言》，确定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时确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刑事司法政策。

解析：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刑事立法比抗战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刑法原则方面，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为“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该刑法原则具体规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该刑法原则有利于集中打击一小撮地主、恶霸、汉奸、战犯、各类反革命分子，并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刑事立法。可见，选D项。

宋朝刑事立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创立折杖法。宋朝初期创立了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即把笞刑、杖刑折为臀杖；徒刑折为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为脊杖，并于本地配役一年；加役流，脊杖后，就地配役三年。宋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实行笞杖徒流刑的折杖法，“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是宋朝统治者慎刑思想在刑罚制度上的体现。虽然仍然存在弊端，但是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2)首创刺配刑。刺配是将杖刑、配役、刺面三刑同时施加于一人的复合刑罚，宋初设此刑之初衷，原为宽贷死刑之意。但后逐渐成为滥刑之制，既复活肉刑，又没有配地远近之限，造成恶劣影响。
(3)使凌迟刑成为法定刑。凌迟刑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残损肢体，使受刑人在极端痛苦中缓慢死去的酷刑，是中国古代生命刑中最为残酷的一种执行方法。凌迟刑首用于五代，至宋代立为法定刑。北宋仁宗时在法定绞、斩死刑外，增施凌迟刑，用以惩治荆湖之地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至南宋凌迟刑的适用越来越广，宋宁宗颁《庆元条法事类》时，凌迟刑成为法定刑，与绞刑、斩刑并用。凌迟刑一直沿用至清末法制改革时才被废除。
(4)颁布重法地法。所谓重法地法，是指对某些特定地区的特定犯罪判处重刑的法律制度，该特定地区称“重法地”。北宋中期，面对“盗贼”纵横、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宋仁宗于常法之外首立《窝藏重法》，严惩贼盗犯罪的窝藏之家，清除贼盗犯罪的社会基础。宋英宗继位后，继承了以重法治盗贼的政策，又另外制定了重法，既强调法律的追溯力，又株连犯人亲属和籍没其家产，实际上以反逆罪惩治盗贼。宋神宗颁行重法地法，又称《盗贼重法》，进一步扩大重法的适用地区，重惩“重法之人”。重法地法的推行，实际上使非常之刑基本代替了《宋刑统》中的“贼盗律”，不仅加重了对盗贼犯罪的处罚，而且还打破了正常的法律秩序，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刑罚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

(1)基于重典治乱世的立法指导思想，明朝的刑法以打击反逆重罪、惩治官吏犯罪为重点。与唐律比较，明律多承袭唐律的内容，但“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突出刑法的打击对象，加大刑罚的力度。明朝主要是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反映出明律重刑主义的特点。除了政治性犯罪外，对于强盗、窃盗、抢夺等侵害财产以及官吏贪赃受贿等犯罪的处罚，明律都比唐律明显加重。明律对一些轻微触犯礼教、典礼的罪名，比唐律处罚有所减轻，即“轻其所轻”。可见，这里的“重其所重”是指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而对于直接危害封建统治、封建君主的犯罪，处刑都普遍加重。
(2)在刑事立法上，“重其所重，轻其所轻”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首创奸党罪。奸党罪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臣下不轨而规定的罪名，基本内容是打击臣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明律》罗列了奸党罪的种种表现。2)创立充军刑。充军刑创制于明代，该刑罚是死刑之下、流刑之上的重刑，明初为充实卫所兵制的兵员，将死罪减等的囚犯发遣充军，而后成为常刑。充军刑并非死刑的减等，而是“重其所重”的刑罚适用原则在具体刑罚制度上的体现。3)盛行廷杖制。廷杖是指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上杖责大臣的制度。该制度是杖刑的滥用，影响恶劣，臭名昭著。4)加重危害专制统治罪、皇权罪、侵害财产权利罪和官吏贪污受贿罪的处刑。明朝采取“重其所重”的刑罚适用原则，在惩治贪污与官吏渎职，防止臣下结党营私与内外交接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采用该原则容易导致滥施刑威，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明朝在刑罚适用原则上采取“重其所重”和从重从新原则，从而导致明朝法律适用的变化，表明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恶性发展。

抗日根据地的刑事立法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1)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法原则。着重镇压惩办死不悔改、罪大恶极的汉奸及反共分子，对一般分子、愿意悔改分子则采取宽大教育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汉奸卖国贼及反共分子。这个原则的贯彻对于巩固抗疆民主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法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2)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再因被告人、罪犯的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而加重或减轻处罚，纠正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在刑法适用上“唯成分论”的“左”倾错误。

解放战争时期刑法原则的重大发展是明确规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这一方针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刑事立法原则。

1．魏晋南北朝时期刑事立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准五服以治罪制度”的确立。《晋律》首立“准五服以治罪”的制度。“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制度。封建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服制不仅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确定了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适用的原则。在刑法适用上，凡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凡服制愈远，以尊犯卑，处罚变重；以卑犯尊，处罚变轻。“准五服以治罪”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律或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等制度。其影响极为广远，直至明清。
(2)“官当”、“八议”入律。“官当”是指某些官僚犯罪后，允许以其官爵抵罪即折当徒刑，正式规定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官当”制度的形成，表明封建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八议”是指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其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表现出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曹魏时期正式人律。“八议”遂成为历代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
(3)“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凡是“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重罪十条”将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刑律，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也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皇权。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的“十恶”制度即源于此。 一
(4)封建制五刑的初步形成。在汉代刑制改革的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和文明：限制族刑，逐步缩小缘坐范围；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时最终废除宫刑，并增加鞭刑与杖刑；酷刑的设置与使用逐渐减少，死刑的执行方法越来越定型于绞、斩等少数几种；定流刑为减死之刑，至北周时渐趋完善。总之，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改进，以劳役刑和死刑为主体的新的封建制五刑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