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评述。

【答案要点】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即：封建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三纲是维持封建王权和家族伦理的基本准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西政指与西方有关文教制度、工商财政、军事建制和法律行政等管理层面的文化；西艺即近代西方科技。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着重的是人品行的修养，具有德育的功能；在《会通》篇中论证了二者的结合和共存：“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中体西用”思想，一直支配着晚清教育。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改革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它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其次，中体西用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严复对“中体西用”的批驳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合之则两立，分之则两亡。”“中体西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深刻地揭露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实质。

【答案要点】梁启超是清末维新变法时期极其重要的领导人物，其教育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针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梁启超认为国势的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移，并明确地将“开民智”与“伸民权”联系起来，为“伸民权”而“开民智”，权生于智，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后来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画等号，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权利”意识，也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奴隶性，因此他提出教育应该有宗旨。可见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剖析比较深刻，也是极为注重教育的作用。
(2)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他所定义的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因而梁启超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具有资产阶级品质的新型国民。
(3)论学制。梁启超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中的年龄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理论，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将受教育者划分为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期)，6～13岁(儿童期——小学校期)，14～21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四个年龄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身体、智、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基本特征。
(4)论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梁启超于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次以专文论述师范教育。在文章中，梁启超对新旧学堂中的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府州县学、书院和蒙馆等传统学校的教师都是一些不通六艺、不读四史的人，更不了解西学的基本情况。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这些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重视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维新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通过对中、西儿童教育的比较，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相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
总的说来，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代表的是时代发展的一种方向，他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企图以教育改变国家的命运，“开民智”进而“伸民权”，这一点具有进步意义，体现了它自身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本性，粱启超无法认识到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企图借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进行改良救国，是不可能的，因而其教育主张很多不能彻底实现，但其中的意识和趋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尤其是在教育公平、女子教育和向西方学习方面，梁启超有很多思想是值得褒奖的。

1898年，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一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中学也称1日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1日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的内篇中，张之洞将中学作为根本内容，其目的是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外篇中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内容以挽救走向末路的大清王朝。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围绕中学和西学提出了一个改革教育体制的思想纲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张之洞建议各地建立不同的学制系统以及教育结构布局。在京师建立大学堂，道府建立中学堂，州县建立小学堂，中小学为大学堂培养、输送人才。第二，关于学堂课程设置及课程层次，张之洞提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原则，对于课程设置，其主张在各个不同学段，中学的四书五经作为必学之课程，而西学则根据年龄作适当的安排。第三，重视基础教育，张之洞提出“宜教少年”的原则，主张教育从娃娃抓起，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第四，重视师范教育。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必须经过正规的训练，这些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有充分体现。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第五，重视发展农工商矿并专业的发展。在极力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张之洞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提出“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的主张，并积极举办各种职业专业教育。这些新式的教育思想的出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也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体西用”思想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而言，其在构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促进了中国教育向近代化的全面转型。首先，“中体西用”思想作为基础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兴起。当时的中国面对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地学习西学、培养新式人才的情形，“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看似走了折中路线，但却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中体西用”思想对于洋务派倡导新式教育，对于国人接受西学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对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思想舆论方面起到了保护作用。其次，“中体西用”思想推动了近代新式学校的创办。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的统计，从1862年第一所新式学校同文馆的创立到戊戌变法前，各类新式学校有：外国语学堂7个；军事学堂10个：科学技术学堂13个。可见“中体西用”的意识和口号作用于中国近代社会，尤其是作用于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中体西用”论为近代新式教育注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与文化内容。例如在当时很多外语学校、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的教学内容中，都淡化了中学的内容。而外文、自然科学等已成为课程设置的重头戏。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改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进步所需的新式人才无疑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在教育形式方面，“中体西用”思想推动了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

张之洞的代表作，集中体现这一思想。

孔丘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2)“庶、富、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的社会作用）； (3)“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与教育的个体发展作用：但孔子并未完全摆脱先天决定论的羁绊，仍然认为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不能接受教育。孑L子是第一个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论述教育的作用的思想家，为他实施“有教无类”提供了理论依据； (4)“有教无类”与教育对象和有教无类的作用； (5)“学而优则仕”与教育目的及其历史意义； (6)教学内容：“六艺”。其中他特别注重的是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作为 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特点在于偏重文事，偏重社会入事，忽 视了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传播，鄙视生产劳动的知识技能； (7)教学方法：①学一思一行并重；②因材施教；③启发诱导（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启发式 教学的人）： (8)道德教育：①以“仁”为核心，“仁”（内发）和“礼”（外烁）为主要内容；②道德教育 原则（立志、克己、力行、中庸、自省、改过）； (9)论教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热爱学生；以身作则；教学相长。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着重的是人品行的修养，具有德育的功能，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此一来，西学是中学的补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中体西用”思想，一直支配着晚清教育。从整体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给封建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发展成为可能，为中国近代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推动了近代化的发展。在教育方面：“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纲领，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促进又有阻挠，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新式教育的产生，兴办新式学堂，增加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留美教育等，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2)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及制度，对清末教育改革既有思想层面的启发，又有实践层面的推动。(3)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为进一步推广新式教育扫清了障碍。(4)由于“中体西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的封建信条的支配，阻碍新式教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5)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初期结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作为文化的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它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