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犯罪已发及已配而更为罪者，各重其罪”；“已发者，谓已被告言；及已配者，谓犯徒已配，而更为笞罪以上者，各重其后之事而累科之。”规定的是( ) A.累犯 B.共同犯罪 C.自首 D.立功

(2)该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年龄在70岁以上，15岁以下，以及轻度病残者的，犯流罪以下的，适用赎刑。8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以及重病残者，犯谋反、谋大逆和杀人罪应处死刑的，须上请；犯盗罪以及伤人罪，也适用赎刑。其他犯罪均不论处。年龄在90岁以上，7岁以下，即使犯死罪，也不判刑。

(1)材料反映的是唐朝的类推原则，其中所说的“出罪”是指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其“入罪”是指确定有罪或加重刑罚。

(2)其含义为：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1)“入罪”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为有罪；“出罪”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判为无罪。

(1)①“化外人”即外国人。依照唐律关于“化外人”相犯的规定，同一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家侨民相犯或唐朝人与外国人相犯，则按照唐律处理，实行属地主义原则。（5分）②唐律的这一规定体现了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维护了唐朝的司法主权，也照顾了其他国家的法律习惯。

(2)“疏议”是对律文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唐律的本条“疏议”既具体解释了“化外人”的概念，明确了律文适用的对象；又对律条所规定的“化外人”有犯的两种情形作了详细的说明，其目的在于阐明律意，以便于准确地适用律文。

(2)司法官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采取反坐的原则；属过失的，以过失出入人罪论，即减故意者三等至五等处罚。

这两段文字反映了唐朝和明朝刑法适用原则的差别。即唐朝采取从新从轻原则，明朝采取从重从新的刑法适用原则。明朝在刑法原则上确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一是宋明理学使儒家的纲常礼教已经对人们行为的法外约束力愈来愈大，这种背景下，对有关伦常礼教犯罪的处罚减轻，能集中刑法的打击目标，缓和社会的反抗情绪。二是随着君权的加强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贼盗大案直接冲击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是“重典治国”的体现。故明朝在刑法适用原则上采取法律溯及既往和从重从新原则，从而导致明朝法律适用的变化表明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恶性发展。

(1)这段话说明的是唐代封建贵族官员在法律上“议”、“当”的特权。
(2)“议”即“八议”，也就是对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实行优待的法律规定。但犯“十恶”大罪的，不用此律。“当”即“官当”，也就是允许以官爵当徒罪，一般公罪比私罪加当徒一年。
(3)“八议”、“官当”的刑罚原则源于儒家的“礼有等差”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传统法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法律将传统伦理道德与法律相融合，实现礼与法的统一，“礼法合一”。
(4)表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具有身份法与伦理法的特征，对官僚贵族的特殊法律保护集中体现了法律中的等级身份性质。

(1)该段文字反映了唐朝“合并论罪”的刑法适用原则，即唐朝对于犯数罪的，实行“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原则。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一个人所犯的两种以上的罪都被告发，按照其中最重的一种罪处刑；如果所犯各罪轻重相等，则按照其中的一罪处刑；如果判决先发之罪后，又得知判决前还有其他罪的，如果后发的罪等于已经判决的罪，则维持原判；如果后发的罪重于已经判决的罪后，则按照后发的罪论处，已经判决的罪折入后发的罪中。
(3)唐朝法律关于合并论罪的规定，在处理上类似于现代刑法中“数罪并罚”的处理原则。这种处理原则，不仅区分了犯罪的不同情形，而且明确了重罪的处理办法，这对于犯二罪以上数罪如何量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同时，“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的刑法适用原则，对于保证犯数罪的法律适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这刑法适用原则一般适用于犯罪已经被告发或者已经判决的更犯，对于这类犯罪的处断原则作出规定，说明唐朝统治者对于更犯的严重关切，这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有序、稳定。唐朝对于“合并论罪”无比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唐朝高超的立法技术。

(1)这段文字规定的是唐律适用的类推原则，即对于唐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何比照有关类似条款定罪量刑的问题。
(2)对唐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又需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凡应减轻处刑的，应列举重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则应列举轻罚条款的类似规定，比照从重处断。具体而言：一是应“出罪”的，采用“举重明轻”的办法，即应免除刑事责任的，则举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却没有被判罪的行为作为例证。二是应“入罪”的，采用“举轻明重”的办法，即应定罪的，则举出一个明显轻微而被定罪的行为作为例证。
(3)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司法官适用类推断狱的严格要求，反映了唐朝立法对于类推的基本价值取向：既予以认可，以发挥其对现行律典的灵活补充作用；又予以规范和限制，以防其破坏国家法制。

(1)该段文字反映的是唐朝关于更犯或累犯加重原则。唐律所称累犯，即是更犯，是指在犯罪已被告发、审判和刑罚执行期间重新犯罪的情形。
(2)该段文字的含义是：犯罪已被立案起诉或判决执行，又犯笞刑以上新罪，将前后所犯罪行累计，数罪并罚；凡是盗罪经决断后，仍然继续行盗，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之罪均应处徒刑的，就不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处罚，而是处以上一种刑罚的流刑二千里。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三罪均应处流刑的，则处绞刑。
(3)唐朝法律所指的累犯，是指盗犯，且是指三次以上犯徒罪或流罪而言。因其多次犯罪，屡教不改，危害很大，故唐律采用累犯加重处罚。唐朝法律对于累犯之所以作出详细的规定，反映了唐朝统治阶级对于盗罪的高度重视。盗罪，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危害都是很大的，因为盗罪会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这也是历代王朝对盗罪严加防范的主要原因。
(4)但是，在唐朝以前，还没有像唐律这样对盗罪作出详尽的规定，并且把该罪的处罚上升为一项刑罚的适用原则，的确说明了唐律高超的立法技术。

(3)为了减少律文的繁琐，唐律本着目的解释的原则，对律条进行合理解释从而便于运用。该原则在不损法律本意，不至于引起歧义理解的前提下，体现了立法者简化律文的精神

[详解]
八议是指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他们所犯罪行实行减 免刑罚的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 辟之议”的主张，曹魏时期“八议”正式人律，形成“八议之制”。根据《唐律疏 议?名例》中“八议”条的注疏，享有这一特权的人包括：（1)议亲，即皇亲国戚， 包括皇帝祖免以上亲，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2)议故， 即皇帝的亲密故旧。（3)议贤，即“德行”可供人效法的贤人君子。（4)议能，即具有杰出军事、政治才能的人。（5)议功，即对国家有卓越功勋的人。（6)议贵，即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以及有一品爵位的人。（7)议勤，即为国家服务极其勤劳的人。（8)议宾，即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凡属以上这八种人，犯死罪时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理，必须将其犯罪事实及应享受特权的理由上报皇帝，由皇帝交朝臣“集 议”后，由皇帝作出裁决，一般均可免除死罪；若犯流以下的罪，则可直接减一等处罚。但是犯“十恶”者不得适用八议的规定。
官当，指凡议、请、减以下的官员，犯徒以下罪，若是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可抵徒 刑二年，五品以下九品以上，一官可抵徒刑一年；若是公罪，则各可多当徒刑一年。 唐律还规定，凡一人有多种官爵的，可以先以高者当，再以低者及历任官当。“若罪小官大，罪轻不尽其官，则可留官收赎；若罪大官小，官不尽其罪，余罪亦可收赎。” 因官当而免官者，一年以后仍可降一级任用。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唐律中规定的这一整套办法，已将各级官僚贵族的特权上升为 系统、规范而详密的法律制度，办法多种多样，使得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僚犯罪时，均 可通过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文来逃脱或减轻法律对自己的制裁。这就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制的“身份法”特点。其源于儒家所倡导的“礼有差等、贵贱不愆”的思想，是封建伦理道德与国家统治力量的结合。

(1)该段文字反映的是唐律有关刑事责任年龄中老幼废疾减刑的刑罚适用原则。

（1）唐朝令、式中禁止且律有相应规定的行为，按照律的规定处罚。唐令、式中禁止但是律无相应规定的行为，以“笞五十”或“减一等”即笞四十，被追究刑事责任。（2）“疏议”是对律文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疏议”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3）唐朝法律形式主要为律、令、格、式四种。律、令、格、式既彼此联系，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复杂的唐代社会关系发挥了综合调整的重要作用。其中令、格、式是从积极方面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履行的制度、准

(1)①体现了唐律的老幼废疾犯罪减免刑罚的原则。该原则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废疾者，二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笃疾者，三是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者。②允许“收赎”的情况有：一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者；二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盗及伤人罪者；三是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上述老、疾收赎的规定处理；四是罪犯将在服徒刑期限内老、疾者，依上述老、疾收赎的规定处理；五是犯罪时年幼，事发时长大者，依上述幼小收赎的规定处理。 (2)“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既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如同一天之中有早晚，一年之中有四季，不可或缺；又强调德礼和刑罚在实施政教中的关系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作为唐朝立法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礼刑并用的特征。材料一中唐律规定的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原则是这一指导思想在立法上的具体体现。

明朝为贯彻上述原则，立法上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加重处罚反逆大罪；第二，扩大十恶重罪的范围；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接；第三，严惩官吏渎职和贪赃犯罪；第四，增设新的刑罚或扩大法外刑适用范围。具体制度如凌迟刑适用范围的扩大、株连范围广泛、处罚犯罪不分情节、首创奸党罪、滥施廷杖、恢复肉刑、首创六赃图等。

(1)这段文字反映了唐朝的自首原则。自首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唐朝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并使之进一步完备。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凡是犯罪未被告发而自首的，免其罪。因轻罪被告发而自首其重罪的，免其重罪；因此罪被审而另言别罪的，免其别罪……自首不真实或者不彻底的，按照其所隐瞒的罪行和情节处刑；但是应当处死刑的，减刑一等。知道他人将要告发，或者同伙亡叛将要案发而自首的，减刑二等；亡叛的虽未自首，但是能够返回当初亡叛之处的，减罪二等。但是对于杀伤他人、不能返还原物、案发后逃亡、无公文过关以及强奸和私自研习天文的，不在自首范围。
(3)唐律关于自首及其处断原则的法律规定，意在巩固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4)唐律关于自首原则无比详尽的规定，不仅表明唐朝刑法适用原则的重大发展和法律的完善，也说明了唐朝用刑持平和立法技术的高超。

解析：题干中古文的大概意思是：盗罪经判决后，仍然犯盗罪的，前后犯三次处徒刑的盗罪的，判处流刑2000里。犯三次处流刑的盗罪的，处绞刑。对于犯三次盗罪的，升格刑种加重处刑，称为累犯加重，故选B项。

(1)该段文字反映的是唐律规定的“官当”制度和区分公罪和私罪的刑法原则。所谓“官当”，是指官僚贵族犯罪后，允许其用官品或者其爵位折抵刑罚的制度。“官当”制度始创于南北朝北魏时期，沿用于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摈弃了该制度。区分公罪和私罪的原则最早确立于《开皇律》，唐朝沿用。
(2)该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官吏犯私罪，五品以上的，一官可以折抵徒刑二年；九品以上的，一官可以折抵徒刑一年。如果犯公罪，一官可以多折抵一年。如果是以官品抵当流罪，原则上是三等流刑同比徒刑四年。以官品折抵徒刑如果仍有余刑不尽的，可以用铜作赎刑。因“官当”而失掉官职的人，一年后可以比原官职降一等任用。
(3)“官当”制度是典型的官僚贵族特权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以法律形式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要求，充分暴露了唐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伺时，按照唐律，官当仅适用于折抵徒罪和流罪，而不适用于死罪本身，这一适用的例外表明，官当的实施以不影响封建统治秩序为限。
(4)唐律关于“官当”制度的规定，区分了公罪和私霏。对于公罪，折抵刑罚年限较私罪长，说明了唐朝对官当的适用区分具体情形，其立法宗旨有二：第一，调动官吏的积极性。第二，对公罪、私罪的划分，限制了贵族官僚的肆意妄为，并有助于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将贵族、官僚生杀予夺的权利及于己手。

这是唐代关于法官责任制度的有关规定。其意思是，司法官进行案件审判时，必须将判决该案所适用的律、令、格、式中的条文规定明确列出，否则就要处以笞三十的处罚。对于皇帝针对一时一事所发布的敕令，未经立法程序上升为普遍法律的“永格”的，不得引用以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以故出故入罪论处；属过失，以过失出入罪论处。这一规定，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司法官严格、准确适用法律来追求司法公正的意图，对于避免司法冤案具有积极意义。

(1)这段文字反映的是唐朝的死刑复奏制度。三国曹魏时期最早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
(2)这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人犯在死刑执行前一日，应该复奏两次，次日再复奏三次。复奏完毕后，应当执行死刑的，都应当三复奏，然后执行死刑。如果不等到奏报便执行死刑的，处流刑二千里。复奏完毕后，听奏三日才能行刑，如果期限未满而行刑的，徒一年。超过期限奏报的，多一日处杖型一百，多二日加一等处刑（此处加一等为徒一年----编者注）。但是如果是犯恶逆以上的罪以及部曲杀害主人的罪，行一复奏即可。
(3)从死刑复奏制度的适用上看，该制度说明唐朝对于死刑执行的重视，该制度不仅体现了司法执行中的慎刑思想，而且该制度也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4)对于犯恶逆以上的大罪以及部曲杀主人的罪只行一复奏的规定，也说明对于该制度的适用必须以不妨碍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纲常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