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出现了“高考移民”现象，特别是一些高官子女参与其中，对此你怎么看?

每年的高考来临，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不论是考生、家长、亦或学校，此时此刻都陷入高度紧张;因为毫无疑问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高考几乎意味着一个考生一生的命运;意味着考生背后一个家庭几代人光宗耀祖的期望;为地方增光的一份荣誉，万一考出几个状元或几个清华北大，更可以作为教育政绩在媒体上吹嘘几个月，高考已不是私事。
　　
而我们就顺理成章的看到公安部交管局年复一年的在高考前夕出台各种为高考考生提供保障的通知，当然很多规定内容也确实为广大考生提供了巨大的便捷，比如“高考期间，有条件的城市要在主要路口和重点路段设立护考小分队，通过配备警用摩托车，为遇有道路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导致交通延误的考生提供应急帮助”、“保障接送考生车辆的优先通行，必要时可以派出警车引导通行------”等等。这无疑都是交通管理部门深得民心的人性化管理举措，也让广大考生和家长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关怀。
　　
但高考期间，送考生的车辆出现轻微违法，交管部门进行教导之后可以免除处罚。似乎有些不靠谱。打眼一看是属于人性化管理，但仔细想想，却很容易让人对这种“好心”条款产生疑惑，难道就因为高考很重要，就可以无视法律的威严或者拿执法的权力对法律进行变通吗?或者说执法者真的有权力公然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放任吗?


　　
高考很重要，但高考重要并不意味着接送考生的车辆可以违章，就算是通知所说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这也是违法行为，违法就是违法，好象并不存在“依法予以教育警告后放行”的所谓法条，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也不应该是执法部门随心所欲的对法律条文进行自由裁量，该扣分就扣分、该罚款就罚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维护法律尊严的唯一原则。
　　
第一，谁都知道高考有着严格的进场时间限制，事实上交警在处理接送考生的车辆出现违章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既尊重法律威严又不影响考生赴考赶路时间的办法，比如可以在坚持依法处理的前提下，对违章车辆先放行，再高考后处理，既照顾了特殊性，又彰显了严肃性，同样也是人性化执法，完全没有必要放弃基本的法律原则。
　　
第二，“对接送考生车辆发生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如何界定也是一个问题，同样是接送高考考生的车辆一但出现超出所说范围，请问交警要扣下车辆让考生冒着迟到的风险吗?显然也不是办法，车辆可以扣下，但交警应该优先尽快协助考生通过其它交通工具赶到考场、之后再对车辆进行处理才对。也就是说对执法者来说，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也没有特例，但可以在确保执法的严肃性基础上，采取相对人性化处理的方式方法;
　　
第三，违法的是司机并非考生，交警真正要全心全意帮助的是考生而不是开车的司机，这点要分清楚。否则难免某些司机会打着接送考生的幌子，任意违反交通规则，危害到更多人的公共安全，这绝对与交通管理部门照顾考生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四，其实不论是不是接送考生的高考车辆，交警部门任何时候都要严肃把握交通执法的尺度，同时也应该在此基础上高效执法，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交警因为有太多执法自由裁量权，不论违章情节的轻重与否，动辄将车辆长时间控制在一边，办事效率低下成了常态。
　　
因此，对于所谓的“人性化“执法，交管部门应当及时更正。一定要在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维护法律尊严的唯一原则之下，再进行人性化的改进，这也是我国深化依法治国理念的真正践行。

教育部等部门此次清理、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力度大、要求严、亮点多，让人不由得为之叫好。这是对多年来社会呼吁的诚恳回应，体现了有关部门提振高考公信力、维护教育公平的决心。
　　
　　高考加分政策本是为了激励素质教育，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即高考分数并不能充分反映一名考生的综合素质或特长，所以要用加分政策予以弥补。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考加分的效果与初衷南辕北辙，概括起来有“三宗罪”：
　　
　　一是导致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钱权交易，各种丑闻层出不穷，各种神通花样翻新。不仅更高层次的公平如同镜花水月，连“唯分数论英雄”的低层次公平都遭到破坏，严重损害了高考公信力。
　　
　　二是高考加分反而强化了应试教育——当培养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只是为了获得高考加分，它就会异化为更加疯狂的应试教育，增加了学生和学校的负担。比如奥赛，本应是少数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当它与高考加分相挂钩，就变成了难学的功课，比应试教育还应试教育。
　　
　　三是高考加分对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学生不公平——他们没条件、没机会学习各种特长，很难获得加分，在高考中自然拼不过城里学生，致使城乡教育鸿沟越拉越大，名校中农村生源比例畸低。
　　
　　高考加分涉及各种利益纠葛，清理、规范并不是容易之事，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让人欣慰的是，这次教育部等部门没有拖泥带水，而是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甚至不惜“一刀切”。
　　
　　细读《通知》，至少有三个亮点：一是将全国性加分项目减至最少，除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退役运动员等5类人员仍具备高校保送资格外，其他加分项目一律取消。二是对地方性加分项目作出严格要求，除了明确取消体育、艺术、科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加分项目外，对于其他加分项目，规定只适用于本省所属高校在本省招生，大大降低了加分的实际价值，使其成为鸡肋。三是对加分分值作出明确限定，2016年1月6日之前已经取得各种奖项、称号的学生，能否获得高考加分由各省决定，但加分分值不得超过5分。
　　
　　可以看出，这次对高考加分的清理是比较干净彻底的，只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就很难获得生存空间。而严格执行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加强信息公开，接受民众和舆论的监督;二是加强责任追究，对违规者决不姑息迁就，让弄虚作假的成本远高于收益。
　　
　　高考公平事关千万考生的切身利益，关乎无数家庭的喜怒哀乐，少一点加分项目，就会多一点高考公平。同时应该看到，许多事实证明，高考很残酷!但是，我们的高考不是“炼狱”，升入大学也并非就进入了天堂，高考不过是一场考试，大学只不过是人生的一处驿站，也并非通往罗马的必经之路。成功之路条万千，在制度寻求改革完善的进程之中，每个个体找到自己的道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中学生的培养目标，我们国家做过长期的探索。以前我们提过“让学生得到德、智、体全面发展”，也推出过“德、智、体、美、劳”的考查体系。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在高考中适当考查艺术、体育，我觉得十分必要。

我们知道，随着物质的丰富，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形态，有些现象直叫长辈们感叹“看不懂”，比如低头一族的出现，比如有些年轻人除了谋生的技术学习一下，别的书根本不看，谈不上什么人文修养等等。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报告，我国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呈现下降，这是令人痛心的数字。究其原因，跟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大有关系的，像澳大利亚的小孩，他们在3岁以前跟中国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是基本相当的，而一旦到了3岁以后，上幼儿园了，局面就大不一样了----澳大利亚的孩子还保有4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而中国的孩子，比如北京市的孩子，在3到6岁的阶段，户外活动时间就只有可怜的1个钟头！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没有强健体魄的国民是做不到的。现在政府提出在高考中增加考查艺术、体育科目，就是要从体制上保证青少年的全面发展，这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责任意识。这将使中小学的体育课、艺术课从“杂科”转变成主科或半主科。

当然在实施细节上需要谨慎论证，如何确定合理的艺术、体育分数占比，倾听专家意见，也可以召开听证会，必要时参考别的国家的经验。考生认为此事可以选取一两个省份先做试点，然后总结、完善、推广好经验。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有关高考公平性的事件总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2016年的“高考眼镜门”事件更是挑拨了社会的神经，然而，谁都没错的“眼镜门”事件也不意味着对，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从规定上的严明到执行上的严防，是一种进步，不存在是非之惑，但选择何时介入、何种方法，却还是有高下之分。‘选A固然没错，但选B更好’，利弊权衡的选择题如何判断，既体现工作方法，更体现人性关怀。”
　　
　　在此次事件中，监考人员按照制度发现可疑作弊工具，及时上报，等待上级通知再归还，本身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问题不在于他及时向上级汇报了，而在于他收缴眼镜之后，在这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从考场到相关部门是怎样层层上报的，效率为何如此低下，以及考场是否采取应急措施，给学生提供一副暂时使用的替代眼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相关调查只是认定监考员没有过错，却只字未提接到监考员汇报后，作出“相关要求”的人的过错以及半个小时才通知归还的相关部门的过错。该明确的责任主体没有明确，这才给外界造成了“谁都没有过错”的错误印象。
　　
　　由此，我们更应该从此事中反思如何寻找“遵守制度”与“人性关怀”的平衡点。
　　
　　客观来讲，学生也好，监考员也罢，还是探测仪，出现失误与意外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每年都能听到诸如考生漏带身份证、准考证、考试工具缺乏等意外事件，遇到意外事件，严守制度是底线，而应急补救措施才是关键。就比如在“高考眼镜门”事件中，当监考人员发现眼镜可疑，需要层层上报，等待上级通知，那在等待的时间里为何不想办法找一副眼镜给考生呢?可以通过借用工作人员的眼镜等方式先应急处理，真正做到为考生着想，毕竟高考是中国学子人生的转折点，不作为并不意味着就是“不犯错”。
　　
　　而现实生活中，“不犯错”恰恰是当下很多执法人员的信条，无论是高考监考老师，还是日常的公职人员，执法人员，以为工作只要“不犯错”即可，并没有真正实现服务考生、服务群众的宗旨，因此，不犯错不应该是我们评价合理与否、权衡利弊的标尺，应该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刚柔并济”为制度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