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宋朝刑事立法的发展。

(1)人民调解制度萌芽于苏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1943年颁行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等将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2)调解的原则。1)调解遵循自愿原则，不得强迫命令或威胁；2)调解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照顾善良风俗原则。3)调解不是诉讼必经程序。任何个人、机关不得剥夺当事人的起诉权。司法机关不得以未经调解而拒绝受理。
(3)调解的范围。初期限于某些民事案件，后来甚至命案也可以调解。总结经验后确定民事纠纷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调解；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也可以适用调解。社会危害较大的刑事案件不属于调解范围。
(4)调解的种类。包括民间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方式有赔礼道歉、认错、赔偿损失或者抚慰金等。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必须奉公守法，尊重当事人人权、不受贿行贿、不乱打乱罚等，以保证公正，取得民众信赖，维护调解声誉。调解完毕后，一般要制作调解书。
(5)调解意义重大。它便于解决矛盾，增强民间和睦团结，有利于抗战民族解放事业；能够增强民众法制观念，减少纠纷；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刑事和民事案件，提高办案质量。人民调解是人民司法的一大特色和补充，它促进了人民司法工作的公正性与利于效率的结合，对新民主主义司法工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基于重典治乱世的立法指导思想，明朝的刑法以打击反逆重罪、惩治官吏犯罪为重点。与唐律比较，明律多承袭唐律的内容，但“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突出刑法的打击对象，加大刑罚的力度。明朝主要是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反映出明律重刑主义的特点。除了政治性犯罪外，对于强盗、窃盗、抢夺等侵害财产以及官吏贪赃受贿等犯罪的处罚，明律都比唐律明显加重。明律对一些轻微触犯礼教、典礼的罪名，比唐律处罚有所减轻，即“轻其所轻”。可见，这里的“重其所重”是指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而对于直接危害封建统治、封建君主的犯罪，处刑都普遍加重。
(2)在刑事立法上，“重其所重，轻其所轻”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首创奸党罪。奸党罪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臣下不轨而规定的罪名，基本内容是打击臣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明律》罗列了奸党罪的种种表现。2)创立充军刑。充军刑创制于明代，该刑罚是死刑之下、流刑之上的重刑，明初为充实卫所兵制的兵员，将死罪减等的囚犯发遣充军，而后成为常刑。充军刑并非死刑的减等，而是“重其所重”的刑罚适用原则在具体刑罚制度上的体现。3)盛行廷杖制。廷杖是指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上杖责大臣的制度。该制度是杖刑的滥用，影响恶劣，臭名昭著。4)加重危害专制统治罪、皇权罪、侵害财产权利罪和官吏贪污受贿罪的处刑。明朝采取“重其所重”的刑罚适用原则，在惩治贪污与官吏渎职，防止臣下结党营私与内外交接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采用该原则容易导致滥施刑威，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明朝在刑罚适用原则上采取“重其所重”和从重从新原则，从而导致明朝法律适用的变化，表明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恶性发展。

2004年宪法修正案四明确规定了“三个文明”的关系：国家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宪法第一次规定国家要推动政治文明的建设，实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时，只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才可以避免出现大的波折，才不会走向歧途，从而给人民生活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稳定。而要实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1)确立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三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的发展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人具有双重作用，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离开了人，社会发展就失去了推动者；同时，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意义。过去，我们更多地注意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增长、道德素养等方面来评价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充分注意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按照宪法规定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社会指标等。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在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浪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日益显见。所以，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应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只有“三个文明”同时建设，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其基本要求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的素质，珍惜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2)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给人民带来富裕安康的幸福生活。这里所说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这就必然要求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为了发展和改革，必须保持社会稳定。要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3)推动“三个文明”建设。推进物质文明的建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惠及全国所有人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之路。“三个文明”中，物质文明处于基础和中心地位。所以，必须始终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文明成果，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是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文明的方向。通过政治文明的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健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从制度上、法律上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明朝刑事立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犯罪、刑罚和刑法适用原则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1)从罪名上看，明朝首创奸党罪。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臣僚朋比结党、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首次规定了奸党罪，犯奸党罪的处刑极重。由于奸党罪在认定上没有刑法上的确定性，这样也就变为封建统治者随意杀戮功臣宿将的任意性规范。朱元璋为了扩大奸党罪的打击范围，还规定了“交结近侍官员”与“上言大臣德政”二罪，作为奸党罪的补充。奸党罪的创设，十足反映了皇帝对臣下的防范猜忌之心，也表明了封建社会晚期皇帝和臣下之间矛盾的加深，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恶性膨胀。
(2)从刑罚上看，明朝首创充军刑，并盛行廷杖制。明朝对于初期罪犯，都发配边境卫所，以充军伍的不足，并以“屯种”为主。明律对文武官员犯私罪，均按地方远近发配各卫所充军。充军刑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却又没有远近之分，影响恶劣，因此，充军刑的创设，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在刑法领域的恶性发展。明朝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强迫臣民就范，经常适用非法之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廷杖。廷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非法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3)从刑法适用原则上看，明朝实行“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汉唐以来在刑法适用上强调从轻主义原则，而明朝为推行重典治世，改以往从轻主义原则为从新从重主义原则，从而引起法律适用的重大变化。与唐律相比，明律的特点是在定罪量刑方面“轻其所轻，重其所重”。这一特点完全体现了明初统治者力求集中法律力量打击重大犯罪、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立法指导思想。“轻其所轻，重其所重”体现为两个方面：1)在加重处罚的方面，大大加重危害专制统治罪、皇权罪、侵害财产权利罪和官吏贪污受贿罪的处刑。2)在减轻处罚的方面，明律对一些轻微触犯礼教、典礼、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的罪行，比唐律处刑有所减轻。

【精解】A项错在：《大中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采取“刑律统类”编纂方式的封建成文法典，而不是《宋刑统》。

【精解】D项错在：宋朝将徒刑折为脊杖后，杖后释放，而不是就地配役，但对于流刑折成脊杖后，要就地配役1年。其余选项表述都正确。

1．魏晋南北朝时期刑事立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准五服以治罪制度”的确立。《晋律》首立“准五服以治罪”的制度。“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制度。封建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服制不仅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确定了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适用的原则。在刑法适用上，凡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凡服制愈远，以尊犯卑，处罚变重；以卑犯尊，处罚变轻。“准五服以治罪”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律或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等制度。其影响极为广远，直至明清。
(2)“官当”、“八议”入律。“官当”是指某些官僚犯罪后，允许以其官爵抵罪即折当徒刑，正式规定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官当”制度的形成，表明封建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八议”是指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其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表现出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曹魏时期正式人律。“八议”遂成为历代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
(3)“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凡是“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重罪十条”将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刑律，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也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皇权。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的“十恶”制度即源于此。 一
(4)封建制五刑的初步形成。在汉代刑制改革的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和文明：限制族刑，逐步缩小缘坐范围；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时最终废除宫刑，并增加鞭刑与杖刑；酷刑的设置与使用逐渐减少，死刑的执行方法越来越定型于绞、斩等少数几种；定流刑为减死之刑，至北周时渐趋完善。总之，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改进，以劳役刑和死刑为主体的新的封建制五刑初步形成。